Stock Data

“我们依然拥有恐惧、勇气和进取心，这些特质帮助我们渡过探索和危机，我们依然感到需要运用它们。但我们升华的生活迫使我们创造挑战，以取代我们被剥夺的恐惧，”蒙比奥特认为。“我们发现自己被天性所束缚，因为害怕激怒或伤害他人而温顺地生活。” 此类论点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1930 年）一书中的论点相呼应，他认为“文明”（西方现代文明）是一种权衡，一种珍贵的价值（个人自由）被另一种价值（一定程度的安全感）所取代。弗洛伊德认为，对本能自由的深切渴望——狂野、冒险、风险，这些品质让生活充满意义——与社会所要求的一致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社会普遍不满的根源。埃米尔·涂尔干1897年关于社会失范和自杀的经典著作，对现代生活的演变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然而，只有在观察党代会时，这种学术观点的当代意义才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的消亡，既不能推广新思想，也不能激发信仰或希望，不能提供新的选择，也不能让人们敢于脱颖而出，这难道不是比这更令人沮丧的体现吗？最近的调查显示，目前只有12%的18至25岁年轻人计划在2015年大选中投票，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对他们来说，政治根本不重要，如果以党代会为例，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

当然，我的观点并非政治不重要——政治的重要性远超大多数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所意识到的——但与此同时，否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也未免幼稚。因此，关于“野化”的争论是否不适用于政治领域？是否存在一种尚未满足的对略微狂野的政治生活的需求——一种对更激烈、更难以预测、更多样化的政治生态系统的渴望？正如陆地和海洋都遭受着霸权主义的单一文化的困扰——“绵羊惨遭摧残”一词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政治似乎也困于一个同样狭隘的霸权意识形态框架之中，各政党提供的都是 墨西哥电话号码列表 同一种亲 市场模式的变体。谁能告诉我，有哪些富有创造力的反叛者、伟大的理念，或者哪些政客只是愿意告诉公众，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使用“再野化”这一隐喻或鼓励野性政治演变而不受某些公认界限的危险在于，它有可能释放一系列社会力量，而这些力量一旦被释放，就很难被控制或引导。换句话说，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政治似乎更加野性，但我怀疑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否能为那些寻求更满足或更有意义的生活的人提供巨大的启发。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成千上万的难民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在西欧、北美或澳大拉西亚寻找新生活？野性政治的概念是否会冒着抛弃几个世纪的社会进步的风险，而民主政治本质上是缓慢的、渐进的……驯化的（即马克斯·韦伯的“慢慢钻硬木”）？

我并不信服。政治选择很少是非黑即白的，我的感觉是，公众对那些敢于质疑现代生活机械化和工具化本质的“大创意”充满热情。乔治·蒙比奥特的著作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些创意的真面目。

弗林德斯作者照片马修·弗林德斯教授是谢菲尔德大学伯纳德·克里克爵士公众政治理解中心主任。他在参加由肯特大学主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承办的“公民文化——再探”会议期间撰写了这篇博客。该会议于2013年9月26日举行。会上展示的研究和数据表明，公众对政治的怀疑情绪正在高涨。马修·弗林德斯是《捍卫政治》（2012）一书的作者，您可以在推特@PoliticalSpike上找到他，并点击此处阅读更多他的博文。

通过电子邮件或RSS订阅 OUPblog 。通过电子邮件或RSS
订阅 OUPblog 上的政治文章。图片来源：George Monbiot [ CC-BY-SA 2.0 ]，来自Wikimedia Commons

发表于：图书媒体马修·弗林德斯的政治尖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