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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很可能被称作“移民年”，在欧洲尤其如此。全球化的所有矛盾——资本自由流动但人员流动不自由——都已达到顶点。西方对马格里布和黎凡特地区干预的所有“反作用”都已显现。欧洲不堪重负，在德国和瑞典在当前“移民危机”之初勇敢表态后，情况又回到了铁丝网屏障和更好的“安全”状态。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也不甘落后，呼吁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修建更大更好的隔离墙，费用由后者承担。随着恐慌、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浮出水面，理性的讨论被抛在了后面。这可能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

我们越来越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作和工人生活的恶化。二十年前，“巴西化”一词开始流行，即全球北方越来越像全球南方，而现在，这一概念已被“不稳定无产阶级”所取代。不稳定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混合体指的是一种新的全球规范的出现，即临时就业、社会风险和框架生活条件。对于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和生活已经失去了安全、保护和可预测性的概念。就全球分散和可支配的劳动力而言，陷入所谓循环移民泥潭的移民工人位居榜首。他们长时间从事危险、苛刻和有辱人格的工作，永远生活在被解雇和可能被驱逐出境的恐惧之中。欧洲堡垒——尤其是在东部——正在设置障碍，迫使难民秘密生活，成为日益增长的非正式欧洲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另一部分。

针对移民和不稳定工作相互交织的危机，我们可以提出跨国治理框架的必要性，以加强人权、社 外汇数据 会权利和劳工权利。十年或十五年前，人们非常有信心可以建立稳定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因此，2007 年，联合国主办的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成立，旨在就南北发展差距在移民领域达成共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种高水平的言论与各国政府的政治和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面对 2015 年发生的事件，整个“以权利为基础”的移民和/或不稳定工作方法的概念变得相当学术化。西方在马格里布和黎凡特地区引发的冲突导致流离失所者大规模跨国运动，其代表是所谓的“难民危机”，这是一场无法解释的邪恶。这场危机并没有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而是以这场自找的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区域组织之一的机构解体寻找借口。2001 年开始的多哈贸易谈判最终破裂，标志着全球治理作为开明发展项目的终结。

在当前道德恐慌和机构能力瘫痪的环境下，我们很难对“自上而下”的治理抱有信心，而与之相反的，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如果我们回顾 2015 年的欧洲，就会发现，在难民的困境中，最积极的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往往是民间社会的团体。

工会在整合来自国外的工人方面负有特殊责任。这些国家劳动力代表的本能之一就是与其他人一起采取保护主义和排他性的言论和做法。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看到许多工会运动根据“伤害一个人就是伤害所有人”这一旧工会原则，对移民和不稳定工人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反应。今天，风险很高，建立一个替代欧洲堡垒的民主方案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特色图片来源：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抵达希腊莱斯沃斯岛斯卡拉锡卡米亚斯，2015 年，Ggia 摄。CC BY-SA-4.0 通过Wikimedia Commons提供。

罗纳尔多·蒙克 (Ronaldo Munck)是都柏林城市大学公民参与系主任，也是利物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名誉教授。他在全球劳工研究和新社会运动领域著述颇丰。 卡尔-乌尔里克·谢鲁普 (Carl-Ulrik Schierup)是林雪平大学移民与民族研究教授，也是移民、民族和社会研究所 (REMESO) 主任。他著述颇丰，涉及国际移民、全球化、公民身份和劳动力不稳定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