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在议会否决脱欧协议后，特蕾莎·梅领导的少数党政府陷入巨大困境之际，伊丽莎白二世本人（不同寻常地）谈到了寻找“共同点”、“尊重差异”和不能忽视“大局”的重要性。但在这一点上，君主的言论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多支持。事实上，几个月后，下议院非但没有达成跨党派
协议，反而拒绝了所有需要评估的脱欧方案，错失了引导辩论方向的机会，甚至错失了引导政府脱欧选择的机会。
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对抗文化——无论是在执政党还是主要反对党——不允许考虑其他选择。事实上，，第二共和国所特有的经济政治危机通常由由广泛的或“救国”联盟支持的技术官僚领导的政府来管理。在英国，即便是在脱欧最艰难的时刻，或者约翰逊领导的第二届政府失败后，摆在面前的假设也无非两种：保守党更换首相，或者举行新的选举（保守党为了权宜之计，倾向于第一种或第二种假设）。因此，解决政治危机的方法总是在威斯敏斯特模式内寻求，即继续坚持其运作逻辑——更换唐宁街 10 号的租户——而不是在其范围之外。
此外，英国近期的政治史也证实，长达数年的危机之后，往往会出现 丹麦号码数据 长期的政治时期，由首相主宰。换句话说，威斯敏斯特体系在其他场合被描述为陷入严重危机或濒临死亡，但却总是能够“复活”。 20 世纪 70 年代，正如肯尼斯·O·摩根 (Kenneth O. Morgan)所总结的那样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一切都变得糟糕”，媒体只谈论英国的“衰落”、“没落”，甚至谈论英国的“终结”。在政治层面，政党之间出现了两极分化，工党和保守党的立场都趋于极端。政党体系开始向第三方开放，自由党取得了相对的成功，而两大主要政党则受到内部反对派的挑战，如工党左翼的托尼·本恩和保守党右翼的伊诺克·鲍威尔。然而，1979年的选举迎来了英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时代。